民國一百一十五年（2026）四月五日清明節，這一天是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五十一週年紀念日，我偕同許劍虹先生與孫輔君先生共同訪談老兵吳雲龍先生，留下極其難忘的回憶。眼前這位長者，已是百歲高齡，卻依然耳聰目明，說話清晰，神情安然自若，步履間筋骨依然柔軟。聽見他的名字，我就會不自覺想著《易經‧乾卦‧文言》說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。」看著雲龍先生健朗的背影，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。這不是一次尋常的訪談，而更像與歷史正面相遇的時刻。坐在我們面前的人，不只是位長者，更是個歷經中華民國政府在面對抗戰、內戰、遷臺與治臺，最終安養榮家的歷史見證者；他的生命本身，就是一部有溫度的民國史。

下面，我將使用第一人稱，來敘說雲龍先生告訴我的故事。

我生於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七月，現在的江蘇省宿遷市人。不同於許多老兵出身於當時識字率極低的農村，我的父親是縣城大戶人家裡的管賬先生，我本人雖然因戰亂沒有機會上學，但接受過一段時間的私塾教育。我幼年喪母，家中困頓，父親奔波度日，兄姊各自婚配謀生，沒辦法再照顧我與我因病變成聾啞的弟弟。當時日軍正在激烈轟炸我們縣城，我童年就帶著啞弟四處流浪；十二歲進酒糟廠當童工；十五歲那年，我騎上馬背，扛起馬槍，加入蘇宿抗日游擊支隊。如此年輕就從軍，絕不是浪漫想像裡的報國傳奇，而是國破家亡的處境中，如我這般底層孩子，被迫提早進入生死流離一線間的無奈選擇。當整個國家都在烈焰沸騰，人往往連選擇平安長大的權利都沒有。

還記得我們游擊隊武器極其簡陋，只有漢陽兵工廠造的八八式步槍，根本不可能與裝備精良的日軍正面對抗，只能零星襲擾，打一槍就要立刻換個地點再打；日軍一到，我們就躲進百姓家中，靠著鄉民輪流接濟過日子。全面抗戰的中國，前線與後方並沒有清晰的分界線，在敵我交錯的處境中，我們既要防日本人，還得提防共軍的襲擾。我感覺這是很荒謬的事情，有一回，我誤認是日軍來進攻，人家把我們部隊打得潰不成軍，後來纔知道原來打我們的人竟然是「土八路」，包括我們大隊長都被共軍俘虜，我則躲進高粱田的洞裡數日，最終纔僥倖逃過這個劫難。

游擊隊潰散後，我一度加入和平建國軍暫編第二○八師第一○一團，在高郵與泰州間持續與共軍周旋。其實，都是同樣一面國旗，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加入的是「偽軍」，直到抵達高郵後，纔隱約從旁人的言談中得知實情。在加入和平建國軍期間，部隊駐紮在樊川鎮，武器裝備同樣不精良，而共軍擅長地道戰，隨時可能從腳下竄出，令我們防不勝防。抗戰期間，共軍設置「抗日大學」，號召年輕人前往延安，我雖然年紀很輕，卻早已看穿那是宣傳伎倆。當時的共軍著實跟土匪無異，每到一處就劫掠一空，卻消極抗日，只圖壯大自己，因此我們都很痛恨共軍。但，說到這裡，我不禁感慨中共現在竟然讓大陸變得如此繁榮。

民國三十年（1941），我因始終想參與真正的國軍，聯繫同鄉友人，輾轉來到河南洛陽，加入第十四集團軍第十五軍六十四師，總司令是劉茂恩，團長是武庭麟，我擔任武庭麟的傳令兵，隨部隊於中條山一帶與日軍周旋。做傳令兵非常危險，長官一聲令下，哪怕砲火再猛，都得衝出去。曾經有人自我調侃說：「傳令通訊，就是當皇帝的太監。」這句玩笑話背後，其實是看到太多生生死死的苦澀。那段日子，物資極度匱乏，我曾拿樹葉、草根、樹皮甚至野菜果腹，武器更是大雜燴，我軍死傷慘重，被俘者眾多，甚至有戰俘被日軍收編成「偽軍」。中條山抗日期間，日軍曾調四個師團圍攻，戰鬥二十餘日，最終日軍戰敗撤退，我們部隊就此堅守到抗戰勝利。

抗戰勝利後，劉茂恩出任河南省主席，我隨部輾轉駐紮各地，先後在省保六團任軍械上士、許昌專員公署傳達室任上士，再到南陽前進指揮所任職，直到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四月，我開始調任河南省保安第一團少尉副官。民國三十七年六月，共軍三個兵團包圍開封，我隨保一團投入開封保衛戰，激戰兩週後城南門被攻破，我跟著團長吳天升換上便衣逃出城，輾轉至鄭州，後來重回開封，部隊整編為河南省軍官隊，並隨戰局的發展一路輾轉來到徐州、南京、漢口與信陽等城市。民國三十八年（1949），我被派加入一二七軍獨立旅，當部隊開拔至漢川時，我赫然發現旅長涂景堂投降共軍，部隊已悄然變色，我不願意投降，就與十位同僚連夜乘小木船自漢江逃亡到漢口，輾轉岳陽、長沙與衡陽，再加入第九十九軍九十二師二七五團任職。

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八日，我來到廣州的黃埔，登艦來臺，十一日於高雄上岸。這三日航程，在地理上只是跨越一片海峽，但對於我們很多老兵來說，家鄉和親人就此成為永遠的記憶，這樣的鄉愁，不是文人筆中的風月，而是我們這一大群人咽不下、說不盡，更縈繞心中不去的精神創痛啊！來臺後，我幾經輾轉，最後來到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與東南訓練團等單位受訓與工作。民國四十年（1951）一月，我申請退伍，就此離開軍職，編入「免職留籍人員」，結束十餘年的軍旅生涯。民國四十四年（1955），國防部下令除去我原先頂替的「杜國榮」的軍籍，更正回我本名「吳雲龍」，這讓我有如重獲新生，終於能使用自己的姓名來到社會工作。

在社會裡謀生極其不易，我曾做過各種最基層的工作：我來到臺中染布廠與宜蘭被服廠做工，還到陽明山冷水坑搬煤炭與擔硫磺，更在臺灣工礦公司基隆鋼鐵廠做事。民國四十五年（1956）一月，我考入警察學校警員班第二十三期，十一月畢業，成為正式警務人員，奉調桃園縣警察局擔任行政警察，一家九口的生計終於獲得解決。此後，我歷任中壢、桃園、宜蘭、羅東、淡水、瑞芳與貢寮等地派出所。在成功派出所任職期間，我不只苦練柔道，甚至學習閩南語，竟然獲得柔道與閩南語演講比賽第二名，替我們單位爭光；在貢寮任職期間，我因幫忙貧困家庭募款安葬，有幸獲選民國五十三年（1964）臺北縣好人好事的代表，這些平凡的事蹟，都是我生命的印記。

民國五十四年（1965）某個深夜，我獨自偵破日本走私布料案，獲得長官肯定，榮調板橋分局，負責成立大觀派出所，並出任第一任主管，後來歷經數度調任，最終於民國七十三年（1984）七月一日退休。沒有再活在戰爭的陰影中，我是通過在戰爭年代鍛煉出來的膽識與勤奮，完成我在臺灣的落地新生。最有趣的事情是說，民國一百零八年（2019）十二月三十日，在女兒陪同下，我來到板橋榮民之家安養，這裡的對面就是我當年任職的大觀派出所，我很快融入榮家，因剛正不阿且熱心公益，獲得其他榮民弟兄信賴，由我擔任伙委會副召集人。每當住民發生爭執，我總是出面調停；每逢有人住院，我都主動探視，帶來物資與慰問金，這些事情我始終都樂在其中。

上面就是我對雲龍先生口述歷史記錄，他始終端正坐著，像個革命軍人侃侃而談。

更令我敬佩的事情是說，雲龍先生澹泊名利，熱愛中華民國，明明有一肚子無法對外人道的苦，他卻不拿受苦者自居，反而常帶著感恩與體諒看待周圍的人與事。雲龍先生的故事，其實是第一代臺灣外省人的生命故事。這些人不是帶著勝利者的姿態來到臺灣，而是帶著創痛、離散、鄉愁與沉默來到臺灣；他們在軍中、在工廠、在警界甚至在村里街巷中安靜活著，從不擅長替自己辯白，更未見得有辦法把生命經驗轉化成堂皇敘事。於是，他們常在政治辯論裡被符號化甚至被污名化，卻不被當成有血有肉的人來體會。如果臺灣要真正理解自身的歷史，就不可能只理解某些人的悲哀，而忽略其他人如何艱難踏過這山河歲月，任何成熟的史觀，都不該存在選擇性的同情。（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並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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